近日教育部公布《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》征求意见稿,提出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、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等减负举措,同时希望避免出现“学校减负,社会增负”,“教师减负,家长增负”的现象。
在所谓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口号此起彼伏的今天,“起跑线”的竞争已经从幼儿园阶段直接前溯到不仅“拼爹”而且“拼祖宗”的今天,试图通过不给小学生留作业的方式来给中国儿童“减负”,效果有待观察。
其实,这一教改方案的核心并非表面所说的“减负”,而是“转轨”,其形式之一是从“书面式家庭作业”到“体验式作业”的转换。毋庸讳言,“上好学校、找好工作”之类的社会目标必然会形成竞争瓶颈,进而必然会要求设计相应的人才甄别制度,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竞争和考核,而是要怎样的考核形式。例如,究竟是更重视举荐,还是更重视无富贵贫贱之分、一视同仁的考试;更重视各种素质比拼的评价体系,还是更重视考试分数的评价体系。
为什么以往的教改会越改革负担越重?原因就在于,逐渐改变的只是评价体系,但人人向上之心、社会竞争之激烈却并没有改变,反而由于评价体系由以往的分数主导逐渐多元化,学生所需学习以增强竞争力的科目逐渐增多,各种辅导需求持续走高,学生尤其是城市学生的学习压力于是越来越重。不难理解,如果升学考核强调文艺素质,学生和家长就会去参加钢琴考级、作文培训;如果强调学科竞赛,就会有各种奥赛培训的火爆;如果强调参加公益活动,家长和学生就会想方设法参加各种新时代的“好人好事”活动,等等。但不管怎样,竞争仍然存在,而且由于花样百出,对于一般人而言,压力反而大了。
考核标准的变化,反映的固然是教育思想的变化,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结构的变化。众所周知,参加各种炫目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履历、艺术素质的高低、英语口语的水平、社会名士的推荐,诸如此类考核议程的设置,隐含了对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资源的要求,这种考核对在城市或家境好的学生更为有利。中小学教学考核的权重,越来越偏重于这类有利于相对优势社会阶层的项目,既是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在教育上层建筑的反映,也是对这一社会变迁的巩固与确认。
这种考核体系的变化,毫无疑问并不能让大部分学生普遍减负,反而增加普通学生的学习科目与经济压力;不过,它也许可以让相对优势的群体减负。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,与其他社会领域发生的分化是一致的。但为什么可能无法“减负”的改革总是要以“减负”的名义出台呢?这是因为,“减负”看上去更有正当性,而强调评价体系的“转轨”却总是会引发诸多分歧。
但今天恐怕我们需要直截了当地指出,当越减负负担越重已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成为事实的时候,再以“减负”之名行考核标准的“转轨”之实是不合适的。我们需要直面教学考核体系“转轨”的问题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进而思考教育体制中更深层的东西。
作者:吴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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